《满江红》真是岳飞写的吗？ -

《满江红》作为一首传诵千古的爱国词作，其作者归属问题在近现代引发了学界广泛争议。首位提出质疑的是民国语言学家余嘉锡（1884-1955），他在1930年代系统梳理该词流传史时发现，此词最早见于明代嘉靖十五年（1536）徐阶编纂的《岳武穆遗文》。值得注意的是，宋元两代及明初典籍中均无相关记载，而岳飞后裔岳霖、岳珂编纂的《金佗粹编》《鄂王行实编年》亦未收录此词。这种跨越数个世纪的失传与突然现身的现象，使余嘉锡得出"词作来历不明，疑为明人伪托"的结论。

该研究引发持续关注，当代著名学者饶宗颐（1917-2018）进一步考证指出，词作实际最早出现于明代景泰六年（1455）袁纯的《精忠录》。虽此时间仍属明中期，距岳飞逝世已逾三百年，但元代杂剧《岳飞破虏东窗记》中已存在高度相似的《女冠子》曲，其唱词"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等句，与《满江红》形成明显的文本呼应。特别是"把山河重整"与"收拾旧山河"、"朝金阙"与"朝天阙"等意象的对应关系，更佐证了后世改作的可能性。

有学者推测，《满江红》的创作可能源于明代"土木堡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此变故导致明英宗被俘，朝野震动，进而激发文人创作。朱志远指出，这种时政背景下的创作冲动，使得《满江红》成为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品。此外，词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名句，或可溯源至南宋僧人晦庵的《满江红》残篇，该词早有"须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头"的表述。

自余嘉锡率先提出《满江红》真伪争议以来，这一话题在学术界持续引发热议。钱钟书在其著作《容安馆札记》中明确表示，认同余嘉锡"词作来源不明，疑为明代人伪托"的判断，并指出伪作作者技艺高超，巧妙融合了多篇诗词创作出该词。例如他指出，"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等句可能化用了胡世将《酹江月》中的"空指冲冠发，栏杆拍遍，中天独对明月"。著名词学专家夏承宪则聚焦"贺兰山"这一地理指向，认为岳飞北伐目标为金国黄龙府（今吉林一带），而贺兰山位于西北西夏地区，与历史事实不符。但他同时提及，在明代中叶西北宁夏为军事重地，"贺兰山"可视为当时对北方边疆的代称，因此该词可能为明代抗金将领或幕僚文人所作。王兆鹏通过文献统计指出，该词在明代中叶仅有零星收录，清代亦仅见少量选本，直至民国时期朱祖谋将其收入《宋词三百首》，才真正成为经典传世。邓广铭作为权威宋史学者，认为宋代文献缺失并非完全否定《满江红》的真伪，指出岳飞的爱国情怀与词作气魄高度契合，此词已与岳飞形象不可分割，建议学界停止无谓争论。

程千帆指出，“贺兰山”在岳飞词中并非具体指代某座山峰，而是以典故形式借古喻今，泛指边疆地区。因此，夏承焘主张此词为后人伪作的观点缺乏说服力。李安在《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与纪念岳飞驻兵的“岳城镇”》一文中提出，岳飞词中提及的“贺兰山”实指今河北磁县境内西北三十里的贺兰山，其依据为地方志记载：该山虽不高，但绵延二十里，因宋朝贺兰真人曾在此隐居而得名。而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岳城镇”则传为岳飞驻军之所。周汝昌亦认为，《满江红》非伪作，他批评考证派仅凭后世文献缺失便断定该词为伪，殊不知作伪者往往缺乏文学造诣，难以写出如此具有深沉情怀的词篇。因此，此词真伪之争持续至今。综上，持伪作论的学者代表包括余嘉锡、夏承焘、钱钟书、刘子健、张政烺等，而主张真伪未定的学者则有程千帆、姚雪垠、邓广铭、王曾瑜、缪钺、周汝昌等。双方观点针锋相对，争议激烈。至于该词究竟是否为岳飞所作，仍需读者自行判断。此外，关于岳飞的其他史实也存在广泛争议，如邓广铭在《有关“拐子马”的诸问题的考释》中论证，大破“拐子马”之说实为岳飞孙子岳珂的虚构，十二道金牌班师亦为后人杜撰，朱仙镇大捷更被其视为岳珂创造的战功。邓广铭还指出，“还我河山”书法与“岳母刺字”等传说同样面临历史真实性质疑。后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相关问题。参考文献包括：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辨伪——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学经典地位的变迁》（载《中国诗学》2020年第29辑）；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科学出版社，下册，1958年）；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年第1期）；郭红欣《半个世纪来岳飞满江红词争鸣综述》（《东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杨佐义《八三年以来岳飞满江红词真伪问题研究综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王霞《岳飞作满江红词“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2009年第7期）；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732—740页）；饶宗颐《贺兰山与满江红》；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 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惠康祐《〈满江红〉作者应为于谦》（《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夏承焘《夏承焘集》第6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