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人物为什么总是扁平？ -

近日，有网友在张译的微博评论区提问为何不宣传新剧《狂飙》，引发热议。随后该剧导演徐纪周在评论区点赞了一条相关微博，其中提到原本由杨洋饰演的安欣角色，张译在接演后表示因角色人设与自身风格存在差异，因此选择不参与宣传。徐纪周在点赞后随即补充道：‘抱歉，手滑了。’

尽管传言真假难辨，但观众普遍察觉到《狂飙》的副标题或许可以重新命名为《一个卖鱼佬的发家史》。张颂文通过细腻的表演，将高启强这一角色塑造得立体而真实，展现出底层人物逆境翻盘的戏剧张力。相较之下，安欣的角色虽在人物层次上有所深化，但相较于张颂文诠释的黑道大佬仍显逊色。若由杨洋出演，或许连情感深度都难以呈现，难以让人感受到角色在复杂环境中的挣扎与蜕变。

反腐扫黑题材影视剧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主线人物往往难以真正成为观众关注的焦点，而次要角色却意外获得高人气。以《人民的名义》为例，尽管该剧大获成功，但侯亮平这一角色的塑造却饱受争议。一方面，演员的表演能力确实存在局限；另一方面，剧本本身也存在结构性缺陷。剧中反复渲染的"猴性"特质，始终未能通过具体剧情和人物行为得到充分展现，观众看到的更多是一个正襟危坐、义正言辞的派遣干部形象。相较之下，祈同伟这个反派角色凭借"胜天半子"的台词，成功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其复杂的人性刻画远胜于主角的单一形象。

《金光大道》中的主角高大全因其近乎完美的正面形象，成为文学史上无瑕疵人物的标志性符号。这类角色往往具备浓眉大眼、虎目圆睁的外貌特征，展现出坚定的理想主义与绝对的道德持守，其言行举止如同精密仪器般滴水不漏。相较而言，安欣这一角色虽由张译演绎出不同于传统英雄的脆弱人性，但其在叙事结构中始终处于与反派力量的对抗地位，这种设定本质上源于现实主义创作对复杂人性的呈现需求。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的困境往往在于：当反派拥有更鲜明的个体特征与更强烈的戏剧冲突时，即便安欣展现出人性的多维性，其符号化对抗仍难以突破传统英雄叙事的框架，这种叙事平衡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文学表达中的辩证关系。

高启强的角色塑造具有完整的发展轨迹：从被欺压的鱼贩子起步，逐步收服曾压迫自己的势力，进而掌控地位高于自己的大嫂与干爹，最终通过权谋手段买通官员。其家庭关系网亦十分立体：狂躁易怒的弟弟、忠诚可靠的部下与杀手、疏远冷漠的继子，以及紧密依附的妻子、妹妹与养女。值得注意的是，他始终对安欣保持尊重与克制，源于安欣曾给予其人生关键帮助。高启强展现出卓越的智慧，安欣推荐的《孙子兵法》成为其毕生遵循的谋略指南。在情感层面，他终身专情于大嫂，佩戴白围巾的细节象征着对许文强的忠诚与深情。

安欣作为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虽有两位如父般的挚友相伴左右，但剧中并未刻意渲染他与安长林、孟德海之间的情感羁绊，这种疏离感恰恰映射出现实的残酷。他曾经拥有过爱情，却在使命面前毅然放弃；师徒情谊、战友情深最终都化作尘埃。编剧刻意剥离了主角的社会关系网络，六年未曾与青梅竹马有过任何联系，分手时那句“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更显决绝。全剧仅靠演员细腻的神情流露和眼角泪光传递内心波澜，若能再多一个犹豫着要给故人发消息却最终删除的细节，或许更能体现这个角色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观众对他的人生轨迹知之甚少——住所不明、爱好未显，却能清晰记得高启强家中每一处角落和每餐饭食的细节。

为了弱化正面角色的现实感，安欣被刻意雕琢为一个无欲则刚的理想化身。其人物设定几乎与案件绑定，除查案场景外鲜少展现其他生活状态，甚至常以群体形式出现。相较而言，侯亮平具备一定的社会资源，而安欣的背景则因出身清白而显得复杂。观众或许会质疑：这种近乎完美的清白是否正是他能够持续生存的关键？事实上，人物的些许缺陷反而能增强说服力。例如安欣在送孟钰前往机场时，因超速被交警拦截，面对执法者时本可凭借身份特权完成任务，却坚持遵守交通法规，最终导致孟钰因不满而离开，这一情节既凸显了其原则性，也暗含了理想主义的局限。

然而，安欣的善良更多体现在细节之处，例如他为高启强递上饺子、担忧对方被管理员欺压而主动登门拜访，这些微小举动为角色镀上了人性的光辉。但在重大抉择面前，他却展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冷峻，比如在推动王力作证后，面对王力遇害的场景竟无半分波澜。这种人性的复杂性恰是正面人物应有的真实感，张译与编剧显然试图让安欣摆脱传统英雄的刻板印象。相较于侯亮平的完美形象，安欣在宣传科的消极态度、面对调查组时的谨慎试探、审讯同僚时的内心挣扎，更显其作为普通人的鲜活特质。剧中老夫妇拒绝指证高启强的情节颇具深意——他们因一套房产而选择沉默，这让人联想到钟小艾谈及祈同伟时，那句关于权力任性"权力的一次小小任性"的评论，揭示了人性在利益与道德间的微妙平衡。

这段关于安欣角色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共鸣。观众认为，剧中对安欣情感反应的刻画略显单薄，仅以一套房产作为触发点显得不够细腻。正派角色亦可具备人性瑕疵，但当前剧情中安欣的固执与抗争精神更像是与生俱来的特质，缺乏成长轨迹的铺垫。相较于高启强形象的渐变发展，安欣从青涩警员时期便展现出的坚定立场，其转变过程被过度简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师傅的离世虽有李响在场见证，但徒弟长期失踪的剧情设定未能充分展现安欣内心的波澜，直至专案组介入才启动调查，这种叙事节奏削弱了人物弧光的感染力。观众期待更多关于安欣内心挣扎的细节呈现，毕竟李响的牺牲才真正成为推动剧情的关键转折点。

李响的戏份虽少，却展现出比安欣更鲜明的人物弧光。他出身莽村，父亲爱炫耀的性格与村主任的权谋算计交织成复杂的成长背景。面对赵立冬的步步紧逼，他屡次被以加油卡为饵的贿赂收买，最终选择以卧底身份收集证据。而安欣在赵立冬明目张胆的威胁下，仍执着于追查高启强，这种专注是否显得过于狭隘？观众能看到，李响的悲剧并非源于愚钝，而是每一封举报信都如石沉大海般退回赵立冬手中。他选择沉默并非怯懦，而是为师娘一家的未来着想，这种牺牲精神远比安欣的孤勇更令人唏嘘。即便安欣命运多舛，但观众的代入感却始终被高启强的爽文逆袭牵引。这是否意味着苦情男主天然缺乏吸引力？显然并非如此。近年来最成功的正面人物塑造当属《沉默的真相》中的江阳，即便观众早已忘记具体罪犯，仍能铭记这位以生命为代价追寻真相的检察官。

江阳的角色成长轨迹清晰可见，他从最初的明哲保身逐渐转变，在被干部子弟女友鼓励接手案件后，面对女友的退缩与自身无权势的困境，只能独自承担压力与打击。最终以生命为代价完成自我救赎，这种悲剧性结局令同为普通人的观众深感震撼与落泪。剧中展现的正义并非绝对纯粹，更多是群体在与江阳的交集过程中被其精神感染，最终选择牺牲自身利益维护正义。然而，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胜利往往难以复现，正如《狂飙》后期剧情中孟德海的台词与画面出现错位，暗示了大规模改动带来的叙事损伤。值得玩味的是，文艺作品的改编若偏离原作者意图，往往会造成人物形象的扭曲。唯有遵循创作规律——正派人物具现实缺陷，反派角色展现人性光辉，才能让两个主角在复杂纠葛中都获得立体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