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怀旧，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上海叙事” -

《繁花》：时光的怀旧情怀与岁月的浮夸叙事

2024年伊始，备受瞩目的剧作《繁花》正式开播，掀起一阵热潮。这部作品由香港导演王家卫掌镜，集结了上海本土的众多知名演员，生动呈现了上海方言的独特韵味与东方传奇的叙事魅力。王家卫的导演风格一贯鲜明，从《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90年代经典，到《花样年华》《一代宗师》等21世纪杰作，始终构建着情感细腻、画面迷幻的电影世界。电视剧《繁花》延续了这一传统，其碎片化叙事、高饱和度色彩与缓速镜头运动，完美复刻了导演电影的旧日气息。剧作改编自作家金宇澄的小说，该小说自2012年问世便引发广泛讨论，并斩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金宇澄作为《上海文学》杂志编辑，此前已多年未涉足小说创作。他曾长期驻守巨鹿路杂志社，这座建筑曾是沪上名门刘吉生的故居，见证了他的30年编辑生涯。一次偶然的街头相遇——目睹一位卖衣老太太，这位曾被誉为70年代静安寺名媛的老人如今满面沧桑——促使他决定用沪语书写上海的集体记忆，由此诞生了《繁花》。金宇澄曾言，文学虽难以成为社会进步的推手，却能保存社会痕迹。他以碎片化对白记录上海旧日生活形态与人际关系，而电视剧则通过视听语言将其转化为光影叙事，将阿宝的奋斗史升华为时代传奇，将60年代与90年代的悲欢碰撞融入90年代的昂扬氛围，将文本中的沪语对话转化为生动的影像画面。剧作与原著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共同构筑了"上海"这一文化符号的光环。这种光环既是文学创作的印记，也是影视改编的成果，恰如本雅明所指的"光晕"（aura），蕴含着独特的不可复制性。从张爱玲的苍凉笔触到王安忆的都市观察，上海的神秘气韵与繁华余韵始终存在。无论是对阶级差异的隐喻，还是对历史变迁的映射，上海总能激发微小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独特反应。电视剧《繁花》的热闹，实则源自对这座城市怀旧气质的捕捉。剧中通过城市考古视角，还原了90年代黄河路餐馆的喧嚣、证券交易所的癫狂、街头巷尾的邻里情谊。从地标建筑如南京路、国泰电影院到象征性物件如股票认购证、第一百货商店发票，再到承载市井烟火的排骨年糕、蝴蝶酥、光明牛奶等美食，构成了对上海集体记忆的立体呈现。这种怀旧不仅包含了具体场景的再现，更承载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纠葛。剧中复古布景与物件的运用，将观众带入90年代上海的生活情境，那些看似散漫的对话、闲适的行走与落寞的回眸，实则在写实细节中构筑了时代虚幻的繁华。宝总与至真园老板李李的饭局场景中，于新兰居涮羊肉的镜头里，灯光昏暗与茶水登场的意象，将咖啡厅的格调与火锅店的烟火气巧妙融合。两人金跟鞋踩着湿滑石板路的镜头，既如江南雨巷的朦胧诗意，又似谍战故事的险峻氛围。在两分半钟的叙事时间内，没有过多对白，仅通过俯拍、仰拍与远景等镜头语言，传达出时光消磨的质感。然而，这种怀旧情绪在剧中也显露出适度浮夸的倾向。以范总为例，这位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老板在黄河路谈生意时，既显卑微又暗含傲气：为推销货物低声下气，却对至真园的包间充满感激。这种戏剧化的处理或许未能完整呈现当时浙江商人的集体形象，反而以喜剧效果消解了他们的精明与勤恳。同样，剧中宝总的传奇经历也伴随着夸张演绎，如前往诸暨谈生意时的"战场"意象，既凸显了叙事张力，也引起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思考。90年代的诸暨企业家们意气风发的形象，与剧中"危险"的预设形成反差。那些手持大哥大、身着貂皮大衣、驾驶桑塔纳的实业家们，本就是时代的弄潮儿，而非需要戏剧化渲染的英雄。剧作对三名女性角色——玲子、汪小姐与李李——的塑造则保持了适度的美感平衡，她们的美既不设限也不夸张。宝总与她们之间的情感纠葛——或可解读为永恒的恋情、坚定的友情，或只是转瞬即逝的江湖梦——本身便处于模糊地带，这种刻意的暧昧感反而强化了作品的情感深度。说到底，《繁花》再次印证了"上海叙事"的迷人之处，这种以城市为叙事核心的创作方式，既展现上海的辉煌与沧桑，也凸显其作为魔都的独特魅力。在当代语境下，"侬总要看看的"不仅是对上海繁华的注解，更是对这座城市的深情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