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照相馆》原型：15岁的他冒死留下的照片，成了“京字第一号”证据 -

8月1日，应媒体邀请，62岁的吴建琦携家人走进影院观看《南京照相馆》。这部影片承载着她长久以来的期待，其原型源自罗瑾与吴旋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历史。1937年日军侵占南京期间，15岁的罗瑾在照相馆担任学徒，某日被日军强行要求冲洗胶卷。在显影液中，他目睹了暴行照片，心生义愤秘密加洗一套并制成相册。然而相册遗失后，被同龄人吴旋拾得，封面“耻”字让吴旋意识到这本相册承载着与自己相同的民族苦难记忆。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其妥善保管，直至抗战胜利后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提交军事法庭，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物证。战后数十年，两位幸存者始终追寻相册下落，直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们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首次重逢。当吴旋轻声询问“你叫吴连凯，知道吧？”时，罗瑾瞬间认出对方当年的绰号“黑皮”，两位古稀老人相拥而泣，用紧握的双手诉说着跨越时空的见证者情谊。

1995年6月9日，吴旋（中）与罗瑾父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合影。受访者供图。吴建琦的手机里保存着一段视频截图，画面是纪录片《南京照相馆》中出现的父亲青年时代的影像。“我从未想过爸爸还有这张照片”，她小心翼翼地收藏着这份遗物。随着纪录片引发关注，媒体邀请她前往毗卢寺进行拍摄采访，这次探访让吴建琦重走父亲曾生活过的街区，如同剥洋葱般，逐步揭开父亲沉默背后的隐情。在她记忆中，父亲吴旋是一位低调谨慎的老人，曾带着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生活了数十年，就连至亲子女也未曾知晓。

吴建琦坦言，自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才首次得知父亲的往事。当时正在上学的侄子回家提及参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经历，特别提到展馆内一本记录日军暴行的相册。父亲在旁静静聆听，面色凝重却未作声。数日后，吴旋突然带着女儿前往档案馆，在泛黄的相册前激动不已。相册封面上手绘着一颗滴血心脏、一柄刺刀与显著的“耻”字，吴旋颤抖着指出：“这不就是我当年藏起来的那本吗？”档案馆长赶来确认身份，称“吴老，我们一直在寻找您”，才让这个尘封多年的真相浮出水面。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吴旋将原名“吴连凯”改为“吴旋”，导致相关部门始终未能找到他。那是吴建琦第一次了解父亲那段惊心动魄的过往。而相册的制作者罗瑾，同样守护着这份秘密数十年。上世纪90年代，范立洋在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职业中学担任政教处主任，因工作需要常前往凤山西路外贸公司大楼的“上海照相馆”冲洗照片。大田县人口稀少，像罗瑾这样带有外地口音的经营者并不多，范立洋对他的来历知之甚少，只知道对方走南闯北去过许多地方。

1994年，范立洋所在学校举办“甲午战争百年祭”系列教育活动，他将拍摄好的胶片寄往罗瑾的照相馆。取照片当日，罗瑾却表现出异常举动——嘴上叼着烟斗，反复翻看相片架上的胶片包，最终将两包照片摔在柜台上。这让范立洋颇为不满，“你这服务态度可不好”，罗瑾急忙放下烟斗解释：“范老师，我不是针对您，我看到这些照片是关于甲午战争的，鬼子确实太过分了。”范立洋追问：“你见过鬼子？是在什么时候？”罗瑾沉吟片刻回答：“南京城破的时候。”原来，范立洋曾多次将包场剩余的电影票送给罗瑾，其中一场放映《屠城血证》的影片，让罗瑾透露了自己真实身份——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日军罪证底片。

罗瑾与吴旋共同守护的16张照片复印件。受访者供图

历经生死考验保存影像证据

1923年，罗瑾出生于南京，祖籍满族。自幼家境贫寒，仅读过数年私塾便辍学，在南京中山东路财政部对面的"上海照相馆"担任学徒。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座城市陷入40余天的惨烈屠杀，"上海照相馆"被迫迁至成都。14岁的罗瑾在国际安全区侥幸存活，但失去工作机会。

1938年1月，罗瑾在估衣廊新设的"华东照相馆"重新就业。上世纪90年代接受采访时，他清晰回忆：某日一名日军少尉军官带入两个樱花牌胶卷要求冲洗。在电力中断的困境下，他只能借助日光显影。换水时偶然发现照片中暴露的日军暴行，包括屠杀与强奸场景，令他震惊不已。在恐惧情绪中，罗瑾萌生了一个坚定的想法——设法复制这些罪证。

此后每当有日军前来处理照片，他都会秘密多冲洗一套。最终累计保存30余张浸染鲜血的证据。为维护受害者尊严，他刻意剔除涉及强奸的影像及曝光不良的照片，最终选定16张最具代表性的画面。用厚卡纸装订成小相册后，他在封面上绘制了淌血的心脏、刺向心脏的刺刀、"耻"字以及"为什么"的问号，并为这些图案勾勒黑边以示纪念。

1994年，罗瑾重返"华东照相馆"旧址接受采访时，曾比划描述日军搜查的惊险场景。为了躲避怀疑，家中为他安排长假后，他携相册逃往安徽乡下。此后辗转上海、西北等地，最终随子定居福建大田县。这本承载历史记忆的相册，曾像定时炸弹般伴随他经历多次逃亡。

上世纪90年代，罗瑾接受江苏电视台采访时，一段尘封的历史被重新唤起。视频截图中，吴旋回忆起那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清晨——某天凌晨尚未吹响起床号，他前往后院如厕时，在低矮禅房的砖缝间发现了一本巴掌大小的相册，其中十余张日军屠杀受害者的照片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通讯队内部早已流传寺庙内藏有日军相册的传闻，一位政训员在全体学员面前警告道："现在是中日亲善时期，若不交出皇军相册，必将遭遇严重后果。"吴建琦向新京报记者透露，父亲当时正将相册贴身藏匿，"他说幸好那天没有搜身，否则必定当场被枪毙。"

吴旋是否知晓这本相册的主人？吴建琦认为父亲是清楚的。据记载，在课余时间，吴旋曾以镇定的语气与洪姓同学提及相册的来历，得知罗瑾作为照相馆学徒的身份。在全体训话后，吴旋开始思考相册的藏匿之处——他们班驻扎的毗卢殿万福楼中，楼上的方丈寝室与楼下的金身弥勒佛正殿构成理想的藏匿空间。借着两小时换岗的间隙，他将相册藏入佛像底座的隐蔽暗格。与罗瑾一样，吴旋每日都要确认相册是否安然无恙。

1941年秋，完成大半年学习的吴旋被分配至通济门外五团担任电话机技师。临行前，他借着夜色取出相册，将其放置于黑色皮包底层。在离开毗卢寺时，他没有与同学道别，只是带着行李和那个浸染历史痕迹的皮包匆匆离去。这本承载着人性沉痛的相册在皮包中沉睡至1946年，当南京城贴满征集大屠杀证据的告示时，吴旋在四条巷小杨村的住所中，翻阅《和平日报》寻找工作机会，一条关于谷寿夫被押解来京的新闻让他意识到，自己手中持有的相册终于要抵达它应有的位置。

在新街口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吴旋郑重写下呈文："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他按下手印的那一刻，历史证据的传递终于完成。1947年2月6日，当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励志社黄埔厅对谷寿夫开庭公审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展出。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的档案记载："本会所搜集之大屠杀照片十六帧，据报纸所载，谷寿夫被侦讯时曾见面色变，慌乱不能自持。"这些影像最终成为谷寿夫被定罪的铁证。1947年4月26日，随着谷寿夫被押送至雨花台刑场，这段尘封的历史也迎来了它的终章。

吴旋青年时期的照片，受访者供图。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在江南汽车公司担任驾驶员，后转入南京市蔬菜公司从事仓储供应工作。他娶妻生子，过着平淡的生活。然而，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的心结——当年作为定罪证据提交的相册，在审判结束后从未归还给他，他始终渴望知道这本相册的去向。与他同样在默默追寻的，还有远在福建的罗瑾。那些带走相册的人究竟是谁？罗瑾既充满好奇又难以释怀。

1990年夏天，罗瑾通过南京旧友之子在厦门出差时得知，媒体报道了一名为罗瑾的青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日军暴行的相册。这一消息令他内心掀起波澜，仿佛平静的湖面被投下石子。1991年，罗瑾曾致信南京友人询问，对方寄来的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吴旋的专访，终于解开了笼罩多年的谜团。

1993年10月，罗瑾借回南京给老伴扫墓之机，带着孙子孙媳妇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陈列室内，他一眼认出四张照片的来历，“这些就是我当年保存的！”他的激动引来了工作人员，纪念馆资料部主任随即将其邀请至接待室，记录照片的来龙去脉并进行录像留存。

回到大田县后，罗瑾仍经营着“上海照相馆”。1994年11月底，一位顾客在冲洗照片时，无意间听闻了这段往事。这位顾客正是林春忠，曾任职大田县委报道组，职业直觉让他意识到这是一则具有新闻价值的题材。他迅速为罗瑾拍摄工作照，并撰写了一篇图文报道寄往《三明日报》编辑部。

一周后，《三明日报》要闻部编辑张盛生辗转抵达大田，采写了《血证》这篇长篇通讯并在报纸刊发。罗瑾的故事首次见诸报端，文章随后被全国多家媒体转载。“其他媒体跟进后，报道开始铺天盖地地传播”，回顾当年的报道，林春忠感慨“这完全是一次闲聊中挖掘出的价值信息”。正是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促成了罗瑾与吴旋的重逢。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罗瑾重返南京。当年6月9日，他与吴旋共同受邀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两人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相见。“我叫吴连凯，你知道吧？”吴旋爽朗地向罗瑾打招呼。为纪念抗战胜利，他将原名“吴连凯”改为“吴旋”。罗瑾愣怔两秒后，脱口而出吴旋当年的绰号——“黑皮！”。吴旋感叹道：“你离开后，我们经历了不少磨难。”从少年到暮年，两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紧紧相握双手。

吴建琦至今珍藏着罗瑾来南京时的照片，照片背面留有吴旋的备注：“1995年6月9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广场与罗瑾及子罗祖英合影”。吴建琦回忆，当年父亲仍住在老宅，他邀请罗瑾到家中做客用餐，两位老人畅谈许久，彼此感慨万千。

吴建琦珍藏的旧报纸中，有一张记录着父亲吴旋的报道。新京报记者李照的镜头下，这些泛黄的纸张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吴建琦坦言，父亲的一生充满了波折。在汪伪政权警卫旅直属通讯队的学习经历，曾是他无法摆脱的政治阴影。文革期间，父亲被停职，被迫连续书写检查材料，家门口也贴满了批判的大字报。

回忆起童年往事，吴建琦仍心有余悸。一次偶然在街边目睹父亲被批斗的场景，让年幼的她惊恐万分。父亲被押回时，胸前挂着的牌子上“吴旋”二字被重重划上大叉，这一幕成为她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尽管家庭被下放到苏北农村，但父亲始终保持着善良正直的本性。

吴旋曾无意中捡到一本封面印有“耻”字的相册。他凭借直觉判断，这本相册的主人必然与自己有着相似的命运。于是，他决定将这些罪证妥善保存，等待历史清算的时刻。正如他常对子女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筆头。”

吴旋的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电视节目、蔬菜价格等日常琐事。即便在退休后，他仍被返聘为蔬菜公司志愿者，每日清晨前往菜市场采集价格数据，风雨无阻。这份执着与奉献，贯穿了他的人生始终。

1997年2月，吴旋与老伴搬入南湖的新居。尽管仅有40多平方米，但他对这方天地颇为满意，常指着崭新的家电向孙女展示。然而这份喜悦仅持续了数月，当年7月他便因贲门癌离世。8年后，罗瑾在上海病逝，生前仍在病榻上坚持撰写自传材料。

范立洋回忆，1994年首次听罗瑾讲述往事时，就被其真实动人的故事打动。他当即邀请罗瑾前往学校开设讲座，认为这是最贴近生活的历史呈现。“历史的见证，民族的功臣”——大田县委赠予的锦旗，见证了罗瑾作为亲历者讲述历史的执着。

面对写作难题，范立洋耐心劝导罗瑾：“不必担心错误，我作为语文老师来帮你修改。”还专门从县委宣传部获取稿纸支持。即便在生活琐事上，罗瑾也展现出开朗包容的个性：他曾经营照相馆，又开设火锅店，面对学生恶作剧时仍选择宽容。

当儿子在大田县意外离世后，罗瑾选择离开故土。但范立洋始终关注着父亲的写作进程，最终在罗瑾孙子处获得其12万字的手稿。为完成出版，范立洋曾多次前往南京，却遭遇数年搁置。最终，他组织大田一中学生将手稿转为电子文档，历时两个长假期完成校对工作。

这份执着让范立洋萌生出版想法，他为书籍取名为《历史的诉说》，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罗瑾留下的历史记忆。在整理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克服繁体字辨识困难与南京方言理解障碍，通过查阅大量资料不断修正。